1895年，甲午战败对朝廷震动是相当大的。即使是主和签了《马关条约》的李鸿章，在全国上下一片痛骂声中辞去北洋大臣后，也是悲愤不已。以至于在后来出使俄国，途径日本马关时，坚决不肯上岸。慈禧太后后来对刘坤一说到：听到甲午战败的消息后，我哭，皇帝也哭，常常是母子对哭。悲愤之情也是难于言表。

关绪皇帝

其实此时深感危机的是光绪皇帝，面对割地赔款，国运大丧的政治前景，熟读史书的年轻皇帝，仿佛看见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离自己也不远了。于是长期生活在“女强人”阴影下“乖孩子”，也有点不听话了。他多次向西太后表示了不愿做亡国之君的态度，最终慈禧也答应放权搞改革了。有了老佛爷的许可，光绪一面广泛学习西方和日本的书籍，一面又向朝廷各大臣释放锐意改革的空气。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书，反对割地赔款，坚持抗战，甚至连刘坤一、张之洞这样的政治高层和一些京官也上奏，其数量多达31件，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。

总之在甲午刚过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好像一阵惊雷闪过，人们在梦境中被惊醒，看到上至太后、皇帝，下至地方大员都表示要改革，所以即使像刚毅那样的顽固派只有保持沉默，因为他们一时也说不出什么反对理由，只能私下玩权术和阴谋来抵制。

再说这一年对康有为来说，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，虽然上书没有成功，但是科举考试却是出乎意料，超水平发挥，前两次是名落孙山，这次考了个第五名，中了个贡士，但就是因为带头闹事上书一事，受到主考官李文田和徐桐的打压，看来还是政治上不可靠，有搞西化的思想，所以在殿试中人为降到二甲第四十六名，结果失去了进入翰林的机会，翰林院相当于现在的社科院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意思。无奈只在工部当了一名7品主事，相当于县处级干部。而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就更惨了，成了康有为的替罪羊，干脆被保守派徐桐淘汰岀局，连进士也没有混上。

再说这次公车上书虽然失败，但影响巨大，康有为在全国获得了很大的声誉。此时的康有为对变法图强，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为了实现这个愿意，他以为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争取皇帝的支持，进入朝廷，从而实际参政。因此，在其他举人纷纷散去之时，康有为不顾风险，把万言书略做修改，以个人的名义再次呈送皇帝。这就是他的第三次上书。

翁同龢

此时的康有为，受到了皇帝的老师、大学士、户部尚书翁同龢的高度重视，他开始主动与康有为接触。一天晚上，在户部主事、康有为的同乡陈炽的陪同下，屈尊来到康有为驻的粤东会馆，来了个近代版的萧何月下追韩信，但此时康有为刚好出去会友人了，当康有为回来后，得知翁同龢的来访，第二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。二人就国家面临的困境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彻夜长谈，翁同龢赞同康有为的一些见解，由此，帝党领袖翁同龢与康梁维新派的结盟开始了。就在翁同龢、康有为会谈的第二天，都察院将康有为的《上清帝第三书》转交到了光绪皇帝手中，显然，这次是翁同龢私下打了招呼。光绪看后十分感动，下令抄送慈禧太后、军机处，并下发各省督抚，征求意见。不过，各省督抚对变法态度暧昧，征求意见便成了不了了之。就在当天，翁同龢向皇上密报了他昨日与康有为会面的情况，鼓励皇上应该重用维新人物以巩固自己的政权，推动变法。朝廷随后颁布了《举人才诏》，这实际上认可了康有为的建议。

所以说，公车上书的成功，康有为和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，起到了一个先导作用，其幕后实际上是翁同龢、刘坤一、张之洞等体制内的高官幕后推动，才得以成功。改革需要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体制内的开明派，共同合作，才能能够成功。